當地時間6月8日，美國國會參議院以68票贊成、32票反對的結果投票通過《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該法案的前身之一《無盡前沿法案》，此前因致力于擴大高科技領域的研發投入、保持對中國的科技競爭優勢而備受矚目。

21世紀以來，科學技術成為國際競爭的關鍵要素，科學研究與國家利益緊密結合已經成為各國科技發展戰略的重要基礎，“國家科學”形態基本成型。面對“國家科學”時代的來臨與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國如何應對?

“國家科學”時代的形成

什么是“國家科學”?首先，國家作為戰略科技力量的需求方，順理成章地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成為戰略高科技的主要投資人。

其次，“國家科學”不以解決單項任務、取得局部進展為目標，而是追求事關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需要的戰略高科技的整體突破，重視科技轉化的路徑和效率，重視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和環境建構。

其三，在當前“國家科學”戰略目標之下的前沿高科技領域，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經常難以劃出一條明確的界限，并且“基礎”與“應用”時常互為對方之母，量子科技、人工智能、核能等領域都是如此。因此，從邏輯上說，“國家科學”會淡化戰略高科技領域的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分，僅以戰略目標的實現為導向。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科學”并不必然地與“自由研究”產生沖突。

1990年代，美國政府先后發布了《科學與國家利益》《技術與國家利益》兩份政策報告，確定了美國科技政策的國家利益導向。根據這種政策導向，美國國會要求國家科學基金會審查項目時必須考慮項目與國家利益的關系，拉開了“國家科學”的序幕。

2020年5月，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向國會提交了《無盡前沿法案》，提請國會通過法案，大幅增加國家對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先進通信和制造等關鍵技術的研發資助(5年撥款1000億美元)。

《無盡前沿法案》在美國參議院經過1年多的辯論、近20次的修訂補充、綜合各方利益后，形成了指向性更明確、范圍更廣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其中包括6個部分：芯片和5G通信緊急撥款法案、無盡前沿法案、戰略競爭法案、國土安全和政府事務委員會規定、應對中國挑戰法案，以及其他事務(包括教育和醫學研究的競爭力和安全性)。法案提議的撥款金額也從最初的1000億美元增加到2500億美元。

《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全文1445頁。該法案的提出、陳述、辯論、補充及最后定稿實施，或將成為“國家科學”時代到來的一個重要標志。

應對之策

為了應對國際科技創新戰略博弈和爭奪科技制高點，我國科技發展也朝著 “國家科學”的方向調整，已有以下表現形式和特征：

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強化國家戰略對科技與社會發展的主導作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2021—2035年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以及“基礎研究十年行動方案”等的制定和實施是幾個具體實例。

強化科研選題的國家戰略需求導向，著力解決制約國家發展全局和長遠利益的重大科技問題，要求基礎研究應用牽引、突破瓶頸，從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面臨的實際問題中凝練科學問題，弄通“卡脖子”技術的基礎理論和技術原理。

資源配置越來越傾向于戰略性、前瞻性、關鍵性領域，如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的設置等。

科學活動的組織方式越來越體現國家力量的介入，如布局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國家重點實驗室、中國科學院“率先行動”計劃、高校“雙一流”學科建設等。

科技獎勵和激勵機制越來越體現服務國家發展、圍繞國家戰略全局的基本原則，如《關于深化科技獎勵制度改革的方案》(2017)的制定，以及科研評價體系改革的高調布局等。

亟待解決的問題

毋庸諱言，我國科技發展中還存在著一些與“國家科學”時代不適應、亟待解決的幾個問題。

首先是科技評價問題。

最近30多年來，SCI論文數量在職稱、學位、評獎、基金項目申請、課題成果鑒定等方面被賦予了突出權重。我國80%以上的優秀科研論文發表在國外期刊上，在各種需要評判學術水平的場合，不得不“客觀地”考查英文期刊和英文文章，主要依從國外的評價體系。假手他人的結果是加重優秀論文外流，加重科研價值觀的偏差，也是學風問題層出不窮的一個根本原因。

科技評價假手他人、以文獻計量代替整個科研評價的狀態應該迅速糾正。與“國家科學”時代戰略要求相符的綜合學術評價體系至少應該包括3個維度的評價指標：學術貢獻指標、專業能力指標和社會影響指標。

其次是科技數據話語權問題。

優秀學術論文的外流以及數字出版平臺的羸弱，不僅使我們難以掌握學術評價話語權，也讓我們損失了大量優質數字資源，從而喪失了科技數據話語權，使科技創新的基礎條件受到嚴重威脅。

建議從科研論文著手，與科技評價體系建設配套進行有國際競爭力的期刊數字出版平臺建設。

再次是戰略協同性問題。

戰略協同性在科技攻關、區域協調發展、全球技術標準話語權爭奪等方面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是國家創新戰略實施的重要基礎，也是“國家科學”軟實力的重要體現。在“國家科學”時代，提高戰略協同性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且，這應該成為我們制度優勢發揮關鍵作用的地方。

戰略實施甚至比戰略制定更加重要。在具體實施方面，《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確有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的地方，它對戰略實施的目標、措施、路徑、責任人都有非常明確細致的規定，這也是它篇幅巨大的原因。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曾有舉全國之力在重大科技工程和“卡脖子”項目上取得成功突破的諸多個案，如“兩彈一星”工程等。在“國家科學”時代，我們不能心存幻想，指望我們曾經熟悉的國際科技與合作秩序、國際產業鏈分工協作機制能很快回歸;也不能在我們市場機制還相對弱小的戰略領域投鼠忌器，錯失舉國體制發揮作用、改變被動局面的良機。(胡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