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上海車展維權事件”仍未塵埃落定。盡管特斯拉迫于壓力公布了相關數據，然而圍繞其數據的真實、數據的解讀、是否侵犯隱私等問題仍引得業界爭論不休。在這場“數據羅生門”當中，“數據霸權”昭然若揭，成為智能汽車時代不容忽視的隱憂。

“數據霸權”的概念源自尤瓦爾·赫拉利的《今日簡史》，他認為大數據將徹底顛覆人類的生活方式，掌握了數據的人，也同時掌握了一種“數據霸權”。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正在顛覆原有的社會結構和分配方式，數據成為最重要的資源，數據巨頭比我們更了解自己。事實上，我們已經在電腦和智能手機上有所感受：推送的新聞顯然已經掌握了你的喜好，讓你不知不覺進入“信息繭房”;你無意間提到想買的東西，很快就會收到促銷信息或者出現在購物網站、App的首頁。更有甚者，如果你用了比較貴的手機，打車、點外賣都要多花錢;如果你是不喜歡評價、投訴的網購者，收到問題商品的概率會更高。如果說推送新聞和商品尚可以算作“數據便利”，那么近年來頻頻被曝光“大數據殺熟”則是不折不扣的“數據霸權”。

“新四化”趨勢下的未來汽車正成為我們進入更大數據世界的端口。目前，這個數據世界也正急遽變化，并將成為真正形而上的汽車產業，未來汽車應該是整個社會汽車系統的一部分，是龐大的交通移動數據云這個調控系統下的移動終端。當下智能汽車已經被認為是智能手機之后的下一個移動場景，由此帶來資本的巨大流量。在不少業界人士看來，智能汽車可以知道車主最近去過哪些地方，通常到哪里喝咖啡等等，拿到了車主的消費偏好、個人習慣等數據，就意味著更多的商機。然而，智能汽車還會收集車主的行車數據、車內的畫面，如果這些數據被利用、被篡改，而沒有有效的手段去監管，掌握這些數據的汽車廠商顯然就占據了“數據霸權”。正如在此次特斯拉維權事件中，盡管特斯拉在用戶隱私聲明中明確提到收集的信息會與三類人員進行分享：服務提供商和業務合作伙伴，用戶授權的第三方，以及法律要求的其他第三方，通常也就是政府機構，也就是承認了數據的所有權是用戶，但維權車主索要數據卻極其艱難，直至多方輿論施壓，特斯拉最后公布的數據還存在“核心數據不全”的問題。

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車輛駕駛過程中產生的行駛數據，作為車輛質量和行駛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是車主的無形資產。然而這些智能汽車駕駛過程中產生的行駛數據，都被存儲在特斯拉等廠商的服務器上。部分網友對特斯拉公布數據的“竄改”質疑、特斯拉公布數據也得不到信任的困境，都說明在智能汽車數據要素流動的過程中缺乏一個信任機制，而這個信任機制需要中立、客觀的第三方介入。4月29日，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發布了關于征求《信息安全技術網聯汽車采集數據的安全要求》標準草案意見的通知。草案中提出，未經被收集者的單獨同意，網聯汽車不得通過網絡、物理接口向車外傳輸包含個人信息的數據，將清晰度轉換為120萬像素以下且已擦除可識別個人身份的人臉、車牌等信息的視頻、圖像數據除外。對于數據采集、存儲、跨境等敏感問題也有較為詳細的規定。可以說，標準的制定僅僅是我們在智能汽車時代制衡“數據霸權”邁出的第一步，下一步，由誰來監管?誰來問責?是否有專門的機構?在這些問題都沒有切實解決的情況下，我們能否把自己的生命安全、隱私安全交給汽車?

在一次次失控、懸而未決的維權事件中，消磨的是消費者對于智能汽車的信任。據《中國智能網聯汽車產業發展白皮書》預測，到2025年，國內智能網聯產業市場規模將突破萬億，占汽車銷量50%，也就是每賣出兩臺車，其中就有一臺是智能汽車。當下正是汽車“新四化”發展的關鍵期，如若失去消費者的信任，萬億的市場規模恐將成為鏡中花、水中月。及早理清“數據霸權”問題，對于智能汽車乃至整個數字經濟業態的健康長遠發展都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當前沒有世界范圍內通用的國際標準或行業規范之時，未雨綢繆制定智能汽車數據安全標準和法律法規，或將成為中國汽車產業搶占智能汽車時代先機的一個抓手，在智能汽車領域，中國不僅在技術與產品上有機會趕上競爭對手并處于國際領先地位，在制定國際標準層面也將具有話語權。(吳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