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深圳之后，浙江正式探索個人破產制度。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12月3日召開新聞發布會，正式發布《浙江法院個人債務集中清理(類個人破產)工作指引》，提出針對如實申報個人財產的誠信債務人，人民法院可免予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拘留、罰款等強制執行措施，并結合債權人會議審議意見依法決定保留債務人生活必需品，并適當予以相關費用補貼等。

半年前，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向社會各界征求意見，意味著個人破產法在國內討論十多年后，走出標志性的一步。而個人破產制度最早的調研和嘗試，恰恰源于廣東深圳和浙江臺州。

兩個地方民營經濟發達，民商事糾紛處理復雜，具備很充分的現實樣本。浙江是在現有法律基礎上做加法打“補丁”，深圳則是“不破不立”另起爐灶立新法，一個修法便于迅速落地，一個立法更為徹底，都給個人破產制度從地方走向全國提供了思路。

上月中旬，山東“辱母殺人案”當事人于歡獲減刑提前出獄。此前于歡曾因刺死辱母者被判無期徒刑，后改判有期徒刑五年。此案一度引發催生中國個人破產制度的討論，不少學者認為，從根源上看，如果有較為健全的破產制度，并提供合理的債務清理機制，兼顧債權人與債務人的利益，暴力催債現象能夠相應減少。

極端案件之外，企業家淪為老賴的故事也頻頻上演，連帶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民間非法高利借貸等問題廣受關注。這些問題不約而同地指向個人破產制度缺失的不便。我國的《企業破產法》頒布于2006年，只規范企業破產，因此被稱為“半部破產法”，但從中央到地方一直沒有放棄建設個人破產制度的努力和實踐。

由于創業失敗或經營不善，企業家背負巨大的風險，該風險甚至由此無限轉移到個人和家庭，給高利貸、地下錢莊等非法融資渠道創造了生存空間。是否有恰當的退出機制，關系到企業家自身安全，也關系到企業安全、社會安全。

至今，還有不少人對個人破產制度存有偏見，擔心個人破產是對債務人一方的“庇護”，成為老賴的避風港。盡管在不同國家、不同的發展階段，破產機制對各方的保護會有所側重，但破產程序歸根結底是利益平衡機制，而不會單純保護債權人或者單純保護債務人。同時，在嚴密防范企業利用破產制度逃避債務方面也應有所作為。

回頭來看，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完善，全社會的“破產觀”也在走向成熟。無論是債務人還是債權人，無論是企業家自身還是公眾，對待破產的態度不斷被重塑，破產從過去狹隘的負面論變得客觀而中立，破產可能是清算機制、退出機制、拯救機制、復蘇機制，而個人破產也是時候從“1”到“N”了。(陶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