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

作為國家技術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與依托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建設的國家重點實驗室互為補充，更側重引領和帶動行業技術進步。

“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如果用得好，人才、資源能力配得上，將助力企業奔向星辰大海。”3月10日，全國人大代表、深圳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長、超材料電磁調制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劉若鵬用詩意的表達，闡釋科技自立自強背景下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美好前景和責任擔當。

出“硬招” 鼓勵企業支持基礎研究

“2021年需要制造的超材料量將超過企業過去11年的總和，今年還要實現第三代超材料規模量產，第四代超材料也在緊張研制中。”劉若鵬說，這些成績的取得，離不開超材料電磁調制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支撐。

2010年1月6日，以中鐵隧道局集團為依托的盾構及掘進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開始建設。

“現在在‘上山、入地、下海’的超長隧道、超大斷面隧道、高水壓隧道的建設方面，我國更有底氣。”盾構及掘進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洪開榮同樣認為，這與盾構實驗室的建設密切相關，“我們聯合相關單位開展系統性研究，實現了國產盾構/TBM從無到有、從有到優、從優到強的跨越。”

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運行中，也遭遇“成長的煩惱”。

洪開榮坦言，企業重點實驗室所依托的企業，大都希望研究成果立馬見效，形成效益和利潤，因此，大多數投入給了應用技術研究，應用基礎理論與共性關鍵技術方面研究投入，明顯不夠。這并不利于實驗室長遠發展。

投入不足是多數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共性問題。

“中鐵隧道局集團對實驗室運行高度重視，除每年投入固定資產的折舊費近700萬元外，近五年來僅投入科研經費就達5100萬元。”但洪開榮算了一筆賬：每年光實驗室50多人的工資性支出就要上千萬元，為此大家要投入大量精力申報國家級、省部級項目與課題。近五年來，實驗室獲得國家級項目經費約2170萬元。雖然這一數字已是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翹楚”，實驗室還是必須走向社會，爭取一些橫向經費。

洪開榮建議，國家出臺針對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經費支持政策，對企業投入基礎研究實行稅收優惠，支持實驗室重視應用基礎理論和關鍵共性技術研究，同時將國有企業在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科技投入經費納入考核指標。

試點推廣“貝爾實驗室”群創新模式

過去一年，劉若鵬對深圳5家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進行了調研，獲得了這樣一組數據：通過核心底層專利布局，累計獲得國內外授權專利達到2000余件，占據各領域領先地位;發表論文276篇，在包括《Nature》在內的國際頂尖期刊發表論文9篇;制定國際、國家及行業標準近2000項，引領行業發展方向。

“我們這個領域一直有這么一句話，你的科學研究走得越深入，技術突破后帶來的影響力和產業變革才能越大。要想大樹長得高，必須得根扎得實。”劉若鵬說，一棵創新的參天大樹，一定是一顆基礎研究的種子在地下生長出同樣深度的根莖網絡，所以底層科學研究對整個科技創新企業的重大突破至關重要，也是決定性的。“這些基礎研究和產品技術不一樣，需要人才、科研設施投入、長時間的積累。”

劉若鵬建議，加大人才培養力度，改革人才評價體系，增強國家在前沿技術領域的人才梯隊力量。

但他表示，目前工程學位授予權主要在學校，而學校的特長并不在于工程化研究，建議依托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先行先試授予其工程碩士、博士培養權利。

劉若鵬同時特別提到，依托華為、中興、光啟、華大基因和中廣核5家企業，深圳建設了5個國家重點實驗室。這些實驗室的目標已不僅是產業發展。他建議，支持深圳先行示范區改革發展國家重點實驗室，總結推廣“貝爾實驗室”群的創新模式，挑戰世界科技前沿課題。美國貝爾實驗室是一個以企業為依托、從事重大基礎科學研究的實驗室，因為眾多的科學成就廣為人知。

劉若鵬建議，按照“貝爾實驗室”模式，不預設研究項目，讓深圳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及其產業實體，面向國家戰略需求，根據自身研發框架和技術路線圖，自行設立涉及其領域跨代發展的底層科學研究課題，由科學家決定科學研究的方向。事后政府再專門組織年度綜合評估并總結其科技成果，給予實驗室及其產業實體補貼等。(陳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