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堿地，不出糧。”在黃河三角洲，這是許多種植戶根深蒂固的認知。

正因為如此，一口氣將耗水的700畝水稻改種大豆的王騰娥，承受了巨大壓力。但收獲時，鹽堿地每畝高達605.2斤的產量讓這位種植大戶吃驚——要知道，2020年，我國大豆的平均畝產僅為260多斤。

7月20日，接受記者采訪時，王騰娥開心地說：“每畝多收入上千元呢!”這位飽受鹽堿地之苦，并與之搏斗了半輩子的農民，此刻“最想感謝的是‘齊黃34’和徐冉”。

徐冉是山東省農業科學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員，培育“齊黃34”花費了他20年光陰。如今，“齊黃34”已種植到20多個省份的土地里，在全國累計推廣了3300余萬畝。

“育種既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

“齊黃34”在關鍵時刻的突破，振奮人心。

“2020年，我國大豆總消費量達到了1.2億噸，其中國產僅有1960萬噸，83%依靠進口。”國家大豆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韓天富的這句話，不是危言聳聽。

我國人口眾多，耕地面積有限。一代代的農業科學家們，將目光瞄向了“不毛之地”，向種子要效益。

1992年，在水稻高產栽培領域摸索了兩年的徐冉，“跨界”到了大豆遺傳育種與栽培研究領域。相對于水稻研究的“熱門”，大豆研究在當時十分“冷僻”，但后者青黃不接的人才狀況，呼喚著年輕的科研人投身這個“深不可測”的領域。

大豆育種的“深不可測”，既在于其科研之難，也在于其在夾縫中生存的現實。山東省農業農村廳副廳長褚瑞云認為：與玉米相比，大豆比較效益較低。目前，山東單產水平不足400斤。相對于高產玉米畝收入2000元以上的毛利，大豆才1200元左右。

這種懸殊導致了大豆種植面積萎縮。拯救大豆產業，需要提高單產，讓農民“有賬可算”。而關鍵的關鍵，在于種子。

徐冉說：“育種既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

其科學之處，在于育種具有種種科學規律，每一個步驟都必須遵循;其藝術之處，則是每個新品種都有不同秉性，在基因之外，株型、株高都是關鍵因素，而科學家們卻有不同的偏好，“有的人喜歡高株大豆，有的人卻不喜歡。株型也有各自偏好。”

藝術沒有公式可用，只能靠自己摸索。

7月，正是濟南最熱的時候。徐冉戴著草帽，弓著腰，在大豆基地里大汗淋漓地“去雄”——除去雄蕊的花瓣，準備人工雜交授粉。

大豆花小、蕊細，10個雄蕊緊包著雌蕊柱頭，在雜交育種母本去雄時操作難度較大;大豆又是閉花授粉作物，不等花開已授完粉，這對選擇適度花蕾、確定最佳授粉時間有諸多不便。

于是，夏日凌晨4點下田，下午3點到6點再下田，成了徐冉的工作常態。30年的科研生涯里，這種常態循環往復，讓徐冉累花了眼、熬白了頭、忙彎了腰。

“國家認可，農民獲益，這是對育種者最好的犒賞”

除了研發不易，科研工作者在現實生活中還要面臨種種艱難抉擇。

“2000年左右是最難的。”這是徐冉刻骨銘心的一段經歷。當時，同事們或下了海，或轉了行，或出了國，13個人的科研團隊最后只剩下了徐冉一個“光桿司令”。

孤獨地站在大豆田里，他選擇了留下。徐冉說，自己也曾“迷茫”，迷茫工資、迷茫經費、迷茫未來……但“一旦選擇，一定干好”的性格，終究讓大豆育種成為他內心深處最放不下的牽掛。

上大學時，徐冉師從于振文院士、蓋鈞鎰院士、孫蘭珍教授等一眾農業科研大家。他們“一次次到現場，一遍遍‘摳’資料，不放過一個標點”的科學精神，對徐冉影響甚大。

在大豆雜交育種過程中，時間是最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因素，從雜交組合配到品種審定至少需要經過10個世代。每個世代，科研題目千頭萬緒，需要各個攻破。

每一年，徐冉都有一項既定工作，就是從十幾萬棵大豆植株中選擇，“掃描每一株大豆的性狀，留下符合目標的，剔除不符合目標的。”20多年來，他篩選過的大豆植株，數百萬計，也煉就了一雙“火眼金睛”。

在科研的道路上，徐冉用最笨的辦法一點點嘗試、一點點改進，最終將“高產、優質、抗逆、廣適”等13個標簽注入到了“齊黃34”的基因里。

經歷過經驗不足，經歷過風餐露宿，經歷過團隊流失，經歷過囊中羞澀……持續向好的國家政策和源源不斷的經費資金，將徐冉的大豆研發推上了“高速路”。

“國家認可，農民獲益，這是對育種者最好的犒賞。”徐冉說。

盛夏時節，徐冉還“泡”在黃河三角洲的大豆基地里。接受記者采訪時，他又回憶起那終生難忘的一幕：

2021年10月21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黃河三角洲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范區考察調研，他走進豆田，俯身摘下幾個豆莢，輕輕用手捻開，一顆顆大豆“跳脫”出來。習近平總書記仔細端詳，然后將一顆豆粒放進嘴里細細咀嚼：“豆子長得很好。”

“總書記用手捻開的那一顆顆豆粒，就是‘齊黃34’。”徐冉一遍遍地回味，一遍遍地高興，更一遍遍地為自己暗暗使勁。

研發耐鹽堿高產大豆，瞄準下一個高產紀錄——在廣袤的田野上，徐冉已經有了新的方向。(王延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