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作為地球最大的活躍碳庫，海洋碳庫是陸地碳庫的20倍、大氣碳庫的50倍。而海洋每年吸收約30%人類活動排放到大氣中的二氧化碳，且儲碳周期可達數千年。

近日，“廣東湛江紅樹林造林項目”碳減排量轉讓協議簽約儀式在山東省青島市舉行，這標志我國首個海洋碳匯(以下簡稱藍碳)項目交易正式完成。

“藍碳交易還是一個新領域，剛剛邁出第一步。”自然資源部副部長王宏日前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除了推動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所承認的3種藍碳生態系統——紅樹林、海草床、鹽沼，我國還將積極推進漁業碳匯及海洋微生物碳泵等，這都是藍碳交易大有可為的領域。

“藍碳已從科學研究向納入國際氣候治理方向不斷推進，不少國際組織和國家已著手推動藍碳國際規則制定。”浙江大學海洋學院教授吳嘉平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我國藍碳正處于高速發展期，需要抓住機遇，在藍碳國際規則制定過程中掌握主動權，為我國謀求一個更公正、更適宜的國際發展環境。

藍碳生態系統亟待恢復

中國科學院院士焦念志此前在《中國科學院院刊》中指出，“對于碳中和而言，減排(減少向大氣中排放二氧化碳)和增匯(增加對大氣二氧化碳的吸收)是兩條根本路徑，但當前世界各國的關注點集中在減排措施，而對增匯手段重視不足。”

焦念志認為，作為碳排放大國和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盡可能減排的同時必須想方設法通過增匯減輕減排壓力，即研發負排放的方法與途徑。而海洋負排放潛力巨大，是當前緩解氣候變暖最具雙贏性、最符合成本效益原則的途徑。

中國科學院青島生物能源與過程研究所研究員張永雨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海洋有著巨大的碳匯潛力，急需在深入研究和揭示海洋碳匯機制的基礎上，通過人為調控增加碳匯。而我國目前對藍碳的開發利用還很少，未來有巨大需求量和發展潛力。”

吳嘉平表示，我國海岸線漫長，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同時擁有海草床、紅樹林、鹽沼這三大藍碳生態系統的國家之一，為海洋固碳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發展濱海固碳增匯具有獨特優勢。

但是，近年來藍碳生態系統的退化讓他十分擔憂。“過去30多年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城鎮化過程迅猛，海岸帶地區大規模開發利用導致藍碳生態系統功能急劇退化，甚至完全喪失，顯著削弱了固碳增匯能力。”

“有研究表明，人為將紅樹林區域改造成對蝦養殖塘會使當地生態環境惡化，并導致紅樹林碳儲量流失58%~82%;小范圍海草床受損退化會導致碳儲量流失21%~47%，其碳沉積速率也將下降10%;此外，我國在1990~2015年間持續增長的圍填?；顒訉е滤{碳生態系統碳儲量損失約200億噸。”吳嘉平說，這些曾經的藍碳棲息地不僅沒有吸收、固碳能力，還很可能向大氣釋放原本固定在土壤中的二氧化碳，進而成為碳源。

“此外，藍碳生態系統還具有很強的抵御自然災害的功效，恢復、重建、發展藍碳生態系統，增強其固碳增匯效益勢在必行。”吳嘉平強調說。

亟待開發其他負排放途徑

除了當前國際上研發最多的紅樹林、海草、鹽沼等類似陸地植被的碳匯形式，焦念志認為，我國海岸帶藍碳總量有限，無法形成碳中和所需的巨大碳匯量，因此必須開發其他負排放途徑。

除了王宏提到的漁業碳匯、海洋微生物碳泵等未來藍碳交易大有可為的領域，大型海藻碳匯也是當前我國熱議的藍碳系統之一。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2019年，全球范圍內大型海藻養殖產量達3474萬噸。我國是大型海藻養殖大國，養殖面積約1300平方千米，產量約2018萬噸，占全球58.1%。

“將大型海藻碳匯納入藍碳體系有利于碳中和目標的實現。此外，大型海藻養殖還具有多種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功能，有助于改善海洋環境生態。從可供大型海藻養殖拓展的空間角度看，目前僅利用了不到1%的近岸海域，未來具有極大的發展潛力。”吳嘉平告訴記者。

值得關注的是，張永雨團隊對大型海藻碳匯多年研究發現，其碳匯能力被遠遠低估，主要原因在于忽視了海藻生長過程中形成的海洋惰性溶解有機碳(RDOC)。

“目前，國際上傳統認識的大型海藻碳匯主要是指沉積埋葬的有機碳，而實際上大型海藻生態系統中還會直接和間接(通過微型生物碳泵作用)形成非常穩定的可長久封存在海洋中的惰性溶解有機碳，而且這個量是相當大的。”張永雨說。

此外，他還指出，這種惰性溶解有機碳同樣存在于紅樹林、海草床等藍碳生態系統，“由于此前對這方面研究較少，惰性溶解有機碳被長期忽視，造成紅樹林、海草床等藍碳生態系統的碳匯貢獻被大大低估。因此，要在建立和完善藍碳標準中，納入漏掉的惰性溶解有機碳”。

加快標準制定 搶占國際話語權

雖然國內外對藍碳的重視度越來越高，但尚未形成對藍碳計量的統一規范和標準，藍碳標準制定迫在眉睫。

張永雨告訴《中國科學報》，我國首個藍碳交易以紅樹林項目為開端，得益于紅樹林的碳匯交易與林業碳匯有相似之處，國際上已有現行的林業碳匯標準和交易規則，“但現行的標準也應該隨著科學的進步不斷完善”。

實際上，藍碳標準的制定有很多難點。吳嘉平表示，藍碳涉及的生態系統差異較大，碳匯的計量也存在明顯差別，需要針對不同的碳匯生態系統，制定合理規范的碳匯標準。

具體而言，藍碳標準體系要涵蓋碳匯的識別、碳足跡的監測、碳匯計量步驟與操作規范、評價標準等，不同生態系統的碳庫有所差異，需要仔細甄別和核算。

“就碳匯計量而言，通過人為干預而‘新增’的藍碳才能被納入藍碳交易體系，因此，如何測定碳匯的‘人為增量’是最主要的難點。”吳嘉平說，不僅如此，與陸地相比，海洋生態系統分界更模糊，產權界定更困難，涉及到的相關利益者更多，如何將藍碳成本和收益公平地進行分配，是另一個難點。

對此，吳嘉平建議，在建立藍碳交易時需要循序漸進，優先發展碳匯計量難度小、操作簡單的藍碳項目，例如紅樹林、鹽沼碳匯項目，并將藍碳交易納入我國整體碳交易市場，協調好與其他碳減排項目的“匯率”換算。

“此外，發展我國藍碳交易要考慮未來與國際碳交易市場接軌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在制定藍碳碳匯計量標準和操作規范時，充分考慮其推廣性和普適性，爭取在國際藍碳交易規則制定中掌握話語權。”吳嘉平說。

在張永雨看來，藍碳標準制定還需要經歷一定的過程，“可以先制定地方標準和部分藍碳生態系統的標準，再逐漸過渡到國家標準。此外，標準的制定要更加科學化，與時俱進，隨著科學研究的深入，將更多共識融入標準的完善中”。

此外，他還指出，當前我國從事藍碳研究的人才不足。“藍碳是多學科交叉領域，需要多種學科背景的人才參與，當前從事此方面研究的機構和團隊仍然太少，需要強化藍碳相關的學科教育，加大科研力量投入。”(田瑞穎)